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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3 月 30 日 第 5 期 ( 总第 22 期 ) 时事报告杂志社印教学重点专题教师参阅资料之四：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外交新战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个中心、两场战争三个重点”，即以重振美国经济为中心，尽快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脱身，重点解决巴以问题、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而在施行外交新政的过程中，大家最为关注的无疑是，美国会如何调整日趋复杂和微妙的大国关系，以恢复美国受损的道义威信和巩固“一超”的领导地位。美俄关系会重启吗？美日关系还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吗？美欧关系是更亲密了还是分歧加大了？美中关系将会如何变化？
奥巴马奥巴马执政后的大国关系
一、美俄：危中有机待重启
伴随着春天的脚步，近来美俄关系显露出回暖迹象。1 月 20 日 ,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给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又打电话又写信，表示要同他讨论双边关系和外交问题，对此，梅德韦杰夫立即作出正面回应，宣布俄罗斯已准备好同美国对话；2 月，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俄副总理伊万诺夫在慕尼黑召开的国际安全会议上举行了气氛融洽的会晤；3 月 6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谈。会前，希拉里笑容满面地送给拉夫罗夫一个黄色的小方盒子，盒子里是一个红色的按钮，按钮下方写着“重启”一词。希拉里对拉夫罗夫说：“它代表着奥巴马总统、拜登副总统和我本人一直在传达的信息——我们想重启我们的关系。”很显然，美方精心准备这个小礼物就是要向俄方显示，美国新政府想重启美俄关系的真心和诚意。双方敲定，两国总统将在 4 月的伦敦 20 国金融峰会上单独会晤，磋商如何改善关系。美俄关系的新时代似乎蓄势待发。
（一）利益相冲 美俄较劲
苏联解体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一直推行分化独联体弱化俄罗斯的政策，打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并没有让北约消失，而是“极有预见性地”将北约性质从军事同盟扩展至政治同盟，其战略构想是“让北约有权绕开联合国采取单边军事行动来解决世界热点问题”，1999 年，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残酷轰炸就是其“小试牛刀”。接着，美国在利用北约干涉前南地区冲突的同时，又紧锣密鼓地开始“北约东扩”，强力吸引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加入北约，逐渐清除掉苏联继承者俄罗斯再度崛起的左膀右臂。“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发现北约这个组织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可以打着“反恐”旗号，为“干涉整个世界作好准备，并开始行动”。打开今天的世界地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欧洲绝大部分国家已成为北约成员国，北约势力对俄罗斯形成强大挤压。所谓“来自基地组织的威胁”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真正让美国及西方睡不着觉的是俄罗斯手
里的那些核弹头。美国通过“反恐战争”入侵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权，接着又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随后组织北约军队首次跨过大西洋、印度洋，以“反恐”名义进入阿富汗，在中亚这块西方势力从未插足过的战略高地打入一个结结实实的楔子。从而既可以在伊朗后身构筑阵地，又可虎视俄罗斯及各独联体国家。
虽然俄罗斯一直在极力阻止北约东扩的步伐，但布什任内仍有７个前华沙条约国家被吸收入北约，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也在去年４月收到入约邀请，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则正在积极争取加入北约。可以说，布什政府把北约的触角已渐渐伸到了俄罗斯鼻子底下。赖斯曾说，北约的扩大，可能是布什最重要历史遗产之一。布什在任内还积极推动在东欧部署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并已与捷克和波兰签署了有关协议。俄罗斯认为，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将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去年２月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和去年８月俄格发生军事冲突则使业已紧绷的美俄关系进一步恶化。作为对美国和北约的反制，俄罗斯 2007 年 12月中止履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规定的义务，后又承认格鲁吉亚的两个分离地区——阿布哈兹和
《时事报告》内部稿
南奥塞梯为主权独立国家，并计划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2008 年 11 月初，梅德韦杰夫在国情咨文中警告，如果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俄将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一时间，关于美俄间将重开“冷战”的说法甚嚣尘上。然而“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却为剑拔弩张的美俄关系带来了转机。
（二）危机当前 冰山松动
当前，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美俄从各自的国家利益考虑，“重启”双边关系，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其一，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双方的施政重点都转移到如何尽早摆脱危机和解决经济问题上。就美国而言，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还没有见底，已经由投资银行破产向商业银行破产转变，美国有 200 多家商业银行已被列入破产名单。信用卡危机开始出现，如果不让大家用，全美国经济瘫痪 ；但让大家用，银行坏账又会天天成倍增长，信用卡危机比房地产危机更厉害。而且，养老金出现 60% － 70%的亏损，一半美国人是靠养老金生存的，养老金已经不足支付了。另外，继加利福尼亚州传出可能破产的消息后，纽约、明尼苏达、伊利诺伊等在内的44 个州均陷入财务困境。这种形势下，救市成为
了重中之重，包括外交在内的诸多政策调整都要为之服务。更为重要的是，重振美国经济是奥巴马新政府日后彰显其政绩、谋求连任的资本所在。所以，目前的奥巴马政府既没有精力与俄罗斯对峙，也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俄罗斯的日子也不好过。近年来，随着国内油价的飚涨和强国战略的实施，俄罗斯国内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一度让俄罗斯人看到了重新崛起的希望。然而，就在俄罗斯人有了一些底气，要挺直腰杆，大声对美国说“不”的时候，金融危机来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刚刚崛起的俄罗斯经济备受重创。GDP 在连续 9 年实现增长后，首度出现了负增长，外债总额达 4650 多亿美元，甚至超过了 4000 亿美元的国家黄金和外汇储备。怀有大国抱负的俄罗斯面临重振经济的空前挑战。俄罗斯意识到，国家眼下受经济危机影响严重，现在的核心任务是拯救经济，要尽可能避免与美国的矛盾升级，耗费国力。
其二，美国希望以“巧实力”打开新的外交局面，俄罗斯人对此颇有期待。希拉里认为，现有安全威胁要求新一届美国政府必须诉诸“巧实力”，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领域的可行手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原有联盟，形成新的联盟，以打开外交的新局面。奥巴马新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外交举动表明，“巧实力”外交理念正在付诸实施，如任命中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的特使，任命朝鲜问题特别代表；下令在一年之内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公开表示“美国不与伊斯兰世界为敌”，并向俄罗斯、伊朗示好。而对俄罗斯人耿耿于怀的“反导计划”，奥巴马不仅明确表明，只有证明这套系统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才会同意部署；他还致信梅德韦杰夫，表示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计划还可以“商量”。也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决定恢复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会议，一方面缓解俄罗斯对北约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也为双方进一步探讨“反导计划”提供一个平台。对于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战略，梅德韦杰夫投桃报李。他说，俄美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许多现实因素把两个国家连在了一起，俄美应当在克服全球金融危机和应对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开展经常性合作。梅德韦杰夫表达希望与美新政府建立建设性关系的愿望，显示出对新时期俄美关系发展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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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实力”概念最早是由一些美国学者提出并加以充实的，现在由希拉里提出，显然针对的是布什的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希拉里的“巧实力”，就是要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未来的美国，既要团结朋友，也要接触对手；既要巩固原有联盟，也要展开新的合作。简言之，“巧”就是要变过分依赖硬实力为软硬兼施。可以想见，更多借助“巧实力”的美国将会以一个更具善意的面目出现，可能会更注重在道义上赢得更多支持，在战术上与各方特别是大国加强沟通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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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一个趾高气扬、傲慢自大的美国变得更谦和、更具合作意愿，当然是值得国际社会欢迎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未来美国外交政策改变的不是战略目标，而是实现目标的方式。美国在全球传播美式民主自由，维护其全球利益的大方向没有变，也不会变。这是我们在理解“巧实力”这个概念时特别需要注意的。（丁刚，《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 年 1 月 23 日）
其三，对奥巴马政府来说，赢得阿富汗战争以及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攻坚战是个严重考验。以阿富汗为主战场的反恐战争不仅需要自身加大力度，还需要盟友们的支持，特别是需要妥善处理与俄罗斯的矛盾。2 月 17 日，奥巴马下令向阿富汗战场增兵 1.7万人。显然，他希望在其任期内结束这场战争。然而，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决定不再向美国提供马纳斯基地，这意味着美国将失去在中亚唯一的空军基地。更重要的是，该基地在阿富汗战争中是美军后勤补给中心，如果美国不能尽快拿出替代方案，并在中亚找到新的合作伙伴，那么驻阿美军的行动将受到很大影响，并将直接影响 1.7 万增援部队的部署和调动。首当其冲的就是向阿富汗运送物资的通道问题。俄罗斯在这个“恰当的时候”，急美国和北约之需，为北约提供了北部运输通道，准许北约过境俄罗斯运送“非致命性”军用物资，以表示对美国和北约的支持与协助。为了回应俄罗斯的这一举动，美俄遂上演了上文提到的按动“重启”按钮的一幕；而仅仅在７个月前，美国时任国务卿赖斯则积极促使北约冻结与俄高层的政治接触。
（三）关系回暖 “重启”尚早
美俄高层都在不断为双边关系的缓和释放善意，双方未来一段时间内，在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裁军、伊核和阿富汗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广阔空间。然而，美俄关系要想冰释前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原因是双方面的。从美国方面看，在战略上，美国依然把拥有强大核武库的俄罗斯视为对手。奥巴马是否坚持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将是美俄关系的试金石。目前，美国虽然呼吁两国就反导问题展开磋商与合作，但美继续部署反导系统、推动“北约东扩”的立场，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美虽倡议两国启动战略军控谈判，但目前尚无双方认可的具体方案。可见，奥巴马改变的是外交风格，而不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遏制俄罗斯的战略目标。从俄罗斯方面看，它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但并未改变做强国大国、全面参与世界进程、积极影响世界发展的战略目标，它要争取同美国平起平坐的“真正的伙伴关系”，而不是曾经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扮演的那种“小伙伴”角色。但美国除口头上外，不可能让俄罗斯同它在全球性甚至地区性问题上平分秋色。所以，面对美国的积极姿态，俄有保留地表示欢迎，并对两国关系前景谨慎乐观。双方在中亚、中东、拉美等地区事务的博弈仍将继续。一方是要继续“领导世界”的美国，另一方是怀有恢复大国地位雄心的俄罗斯，如何重建彼此之间消耗殆尽的信任，如何化解两国在核心战略利益上的冲突，都需要在多轮试探中小心翼翼地重新磨合。
二、美日：同盟未变心渐远
奥巴马一上台，在外交活动上，他把两个“第一次”都给了日本：2 月 16 日，希拉里打破美国国务卿上任后多将欧洲或中东作为首访地的惯例，选择了亚洲并将日本作为第一站；2 月 23 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访美，成为奥巴马主政后第一位被邀请造访白宫的外国领导人。美日高层频繁互动所传达的信息再次表明，美日关系“格外重要”，双方合作仍将加强。
（一）安抚盟友 各取所需
冷战后，美国为了称霸世界，首先得控制欧亚大陆，因此，必须寻找和培养欧亚地区的“代理人”。在欧洲，英国由于与美国存在历史和地缘政治上的特殊关系，自然成了美国最特殊、最亲密的盟友；而在亚洲，美国挑中的最理想的“代理人”就是日本。美国一直以来想把日本打造成“远东的英国”，所以，美日同盟关系一直在不断强化。美国对日本如此“器重”，令日本深感宽慰。但 1998 年，出身民主党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曾绕开日本，令日本憋了一肚子气。自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当选后，日本国内对可能再次遭到美国的冷落抱有很深的疑虑。希拉里有意选择日本作为亚洲首站，对日本来说可谓是一次“安心之旅”。美方再次强调，“美日之间的同盟关系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石”；“双方合作的机会和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太平洋地区所出现的问题，而是涉及从环境变化
到阿富汗战争等全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麻生太郎也不失时机地指出，美国和日本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携手合作”，以应对各种危机，“只有日美两国才具有足够能力解决世界上那些非常危急、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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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不了“远东的英国”
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是有名的“知日派”人物。他曾主持制定了一个研究报告，题为《美国与日本：迈向成熟的伙伴关系》。该报告旨在“强化美日安全关系，以美英特殊关系为榜样”，使日本成为“远东的英国”。有美国学者还进一步提出让日本成为“远东的英国”的“五步走”战略。首先，鼓励日本在安全战略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再躲在“和平宪法”后面，而应当认识到有必要行使集体自卫权。其次，日本应当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日美联盟的作用不仅是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第三，美日逐步将双方的作用、使命及作战部队进行融合与对接，实现共同指挥与控制。第四，日本应当加入太平洋军事联盟网络，而得到强化后的美日联盟将成为这一安全联盟网络的轴心。第五，美日安全联盟必须在军事技术和系统方面朝“通用化”方向发展。
日本虽然像英国一样，是一个地处大陆沿海的小岛国，但是日本当不了“远东的英国”。英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在于，英国在欧洲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它也十分重视发展与欧洲邻国的关系。在英国看来，只有与欧洲保持密切关系才可以提升它在美国欧洲战略中的分量。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英前首相布莱尔在加强英美关系的同时，大幅调整保守党执政时期的“敌视欧洲”的政策，转而强化与欧洲大陆的关系。反观日本，它在亚洲越来越孤立，不仅不能与亚洲邻国维持正常的关系，而且还恶化与邻国的关系。日本自认为很高明，以为只要借助美国就能实现“正常国家”的目标，或当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全然不顾邻国的利益甚至做出损害邻国利益的事情，结果是日本与邻国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冷淡。深层原因是日本受岛国心态的扭曲，自我膨胀，缺乏对亚洲的认同。（阮宗泽，《环球时报》，2006 年 3 月 6 日）
美国对日本的及时安抚，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双赢”的局面，因为双方各有所求，也各取所需。从日本方面看，麻生太郎目前面临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其民众支持率只有 10％左右，执政地位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访美，麻生是想借助奥巴马给予的“非常荣誉”，提高自己在国内的威信，淡化本国民众对自己的攻击，缓解其尴尬的政治处
境。在经济上，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受到严重阻碍，并且日元兑美元升值，更加影响日本的出口，进而影响了日本的实体经济。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数字，去年第四季度 GDP 增长按年率换算是负 12% 点多，这应该是 35 年来最严重的。所以日本也希望美国能够恢复对日本的进口，挽救自己的经济衰退。从美国方面看，日本毕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对美国至关重要。它希望通过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在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朝鲜半岛无核化等一系列难题上，得到日本最及时、最充分地支持和帮助。在反恐方面，美国希望日本给予更多的支持。随着恐怖主义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区死灰复燃，美国反恐战略东移，不断向阿富汗增兵。早在海湾战争时期，美日就创造了“美国出兵出力、日本出钱出物”的模式。奥巴马显然想在阿富汗问题上延续海湾战争的模式。另外，希拉里明确提出，希望日本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尽快参加像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这样的行动。奥巴马上台后，美日之间会变得毫无芥蒂吗？不然。至少以下三个问题已经暴露出它们之间还是会有摩擦。首先，在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日本要求美国做出政策调整。日本朝野对美国在绑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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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就把朝鲜从“支恐”名单中删除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此，希拉里访日时做出积极争取解决绑架问题的姿态，会见了绑架受害者家属，表明美方对这一问题的关切。奥巴马也向麻生太郎承诺，将致力于通过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以可核查方式消除朝鲜研制核武器的计划，同时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等问题。但日本的这个关切在美国心目中到底有多重，日本人心里没底儿。其次，近年来，由于日本地方政府及在野党等，对驻日美军的机场转移计划和移驻费用问题提出异议，抨击日方承担的费用过多，致使驻日美军整编问题一拖再拖。此次希拉里访日，美日双方签署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迁移至关岛的协定。此项迁移预计将花费 150 亿美元，日本政府表示最多提供 28 亿美元的支持，比原来美方要求的数额少得多，这令美方感到不快。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希拉里访日期间会见了在野党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这是以往美国国务卿访日期间不曾有过的。美方主动提出会见小泽，是考虑到在最迟于今年 9 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日本民主党很有可能上台执政，因此有必要为“后麻生时代”未雨绸缪。这也令麻生感觉不是滋味。但无论如何，奥巴马政府对东亚政策的基调仍然是依靠日本这个盟友，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美日同盟关系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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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认为美日关系良好比例创新低
2008 年 12 月 18 日，日本《读卖新闻》和美国盖洛普民调公司的共同民调显示，认为美日关系良好的日本民众比去年的调查减少 5 个百分点，创下 8 年来的新低纪录，与美国金融危机造成全球性的经济不振以及两国对朝鲜政策的不同有关。调查指出，认为美日关系良好的美国民众则有53%，比去年增加 7 个百分点，针对可相互信赖的问题，日本民众由 34% 降至 32%，美国民众则由61% 增至 67%，反映出两国人民相互看法变化的不同。
对奥巴马美国新政府的美日关系的展望，日本民众有 28% 认为会转好，11% 认为会转坏，51%认为将维持不变，美国民众则有 50% 认为转好，认为会转恶的只有 12%。对于美国总统布什八年的执政，日本民众只有6% 认为美国提高国际的信用，持相反意见的高达83%，美国民众也只有 15% 认为布什提高美国在国际的信用，表示相反意见的高达 84%。认为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降低对美国经济信赖的日本民众有 83%，美国民众则达 85%，对于美国金融危机带给世界的影响，日本民众有 83% 表示不安，美国民众则达 90%。
（二）美移重心 日本失落
就在麻生沉醉于美国安抚日本的两个“第一”，满以为日本仍然是美国“首选”的时候，日本《朝日新闻》3 月 5 日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因中国的兴起而变化的基轴》。文章认为，在新形势下，继续以美日同盟考量世界，已经没有太大意义。美国发出的外交信号已经表明，美国如今需要的“基轴体制不是美日，而是美日中”，实际上宣告了日本长久以来念念不忘的美日基轴时代的终结。这无疑给麻生泼了一瓢冷水。
事实上，麻生在美国受到了冷遇。麻生于 2月 23 日晚抵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前往迎接的只是美国国务院礼宾司代理司长，不得不说“级别不够”。而且，没有记者会，甚至没有安排午餐，这令日本媒体有些不是滋味。与此前的欢呼雀跃不同，日本媒体 24 日对麻生访美报道都比较平淡，一带而过。共同社分析说，美国既要满足日本早日举行首脑会谈的愿望，又不愿意与飘摇不定的麻生政府走得太近。美国亚洲协会客座研究太郎本人，而是欢迎日本的经济能力。”
目前来看，虽然美日同盟关系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日同盟关系面临着调整。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比过去更加重视中国。奥巴马在与胡锦涛主席通电话时表示，“没有哪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像美中关系这样重要”。希拉里的亚洲之行，虽然将日本定为第一站，然而最后一站的访华才是重头戏。希拉里访华时不仅明确表示，没有美中的合作和主导，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期待就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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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报告》内部稿美国在亚太的战略，目前是日中“两面下注”，日本被定位为最重要的盟友，中国则是最有用的合作伙伴。随着中国迅速发展和美中日趋接近，日本“醋意”十足，既担心中国强大而自己相形见绌，又害怕美中接近而导致日本被边缘化。就在希拉里结束访华之后，日本外相中曾根弘文谈及中日之间敏感的钓鱼岛问题时称，“美方也认为该岛屿‘在日本控制权下’，因此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这一试探性举动的意图是：既然要日本帮助美国在平衡地区战略力量对比中发挥更多作用，那么美国就要给出更加实际的回报，比如在日本与中国发生利益争端时，美国就应给日本以支持。然而，奥巴马政府却没有证实日本官员的说法。奥巴马会见麻生时，尽管曾向其承诺美国将会依照《美日安保条约》防卫日本，但是并没有就其中是否包括钓鱼岛做出具体说明。美国务院的声明则强调，美方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没有改变，美国不会支持“特定国家”。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的模糊战术，使日本认识到，用美日同盟来压制美中关系注定是徒劳之举。现在，美国和日本加起来占全球 GDP 的四成这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日中两国持有美国国债合计达到美国海外债务总额的四成，才是当下左右美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希拉里表示，在目前形势下举行美中日三国对话是值得研究的建议。
总之，奥巴马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有着诸多不确定性，随着美国经济危机的深化、日本政局的演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还将相应地加以调整。无论如何调整，平衡美中日关系都将是处理好美日关系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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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媒用语看美中日关系的微妙
《中国时报》2009 年 2 月 6 日发表评论说，希拉里到东亚访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有篇文章的标题是：《首站日本，但中国最重要》。这可以看出美中日关系的微妙。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这是无需多言的，美国不会将美日关系的重要性置于美中关系之上 ( 尽管有些日本人怀疑 )。但是，美日关系已经巩固，而美中关系目前却处于重要关头，美国非加重力道不可，所以希拉里这次对美中日三者关系非常敏感，前总统克林顿访中而未顺道访日，令日本非常沮丧，希拉里不会重蹈覆辙，所以此行先访日本，在同盟关系上说也是顺理成章。不过仔细研究，可以发现美日关系并非铁板一块，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美日之间的关系也能有变化，过去日本自民党当政，外交政策是向美看齐，很少违逆美国的意思行事，日本心甘情愿充当随从的角色。但是自民党目前没落得很，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很可能失去政权，一旦反对党民主党主政，情况就有改变，民主党向来主张的外交路线，是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安全及援助问题。即使日本的政权不更迭，日本人也有其不便说出的想法，想到美国的国力日渐衰弱，而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方兴未艾，在这种时势之下，日本不能不考虑自身的利害，在不刺激美国的情况下，与其他利害有关国家寻求加强关系是个途径，同时也要加强国际地位，使自己有独立外交的本钱，而前者也许会考虑发展与中俄的关系，后者则是追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三、美欧：“大西洋变窄”不易
美欧关系素有“夫妻”之喻。双方自二战后携手，到如今已走过“金婚”，也算是久经考验的老感情了。美国“丈夫”志得意满、财大气粗，利用“和平红利”期，大大地扩张了在全球的影响力，确立了“一超独霸”的地位；而欧洲则是相对温柔的“妻子”，她默默地为自己积累了在全球的“软实力”。“大男人主义”的美国一方面全球出手、惹是生非，另一方面又极力防范“妻子”，担心她有“情况”，脱离自己的领导。所以，在欧盟一体化和欧洲独立防务建设方面，美国利用英国“木马”、明里暗里使坏，双方因而口角不断。到了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和拒签《京都议定书》时，美国的暴力和漠视欧洲的程度达到极致，“夫妻俩”差点劳燕分飞。奥巴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多次表示，美欧应摒弃不信任，分担责任，互相学习，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今年 2 月，美国打破以往由国防部长与会的惯例，派副总统拜登率团出席，凸显新政府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高度重视。3 月，希拉里访欧时表示，奥巴马政府重视美欧关系，愿为在布什任内遭冷落的跨大西洋关系注入新的活力。看来，美国新政府正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为跨大西洋关系重新定调。
（一）分歧日深 渐行渐远
冷战时期，美欧有共同的敌人苏联，患难与共的意识很强。只要苏联存在一天，华约存在一天，美欧这种同盟关系就不会出现问题。美国人指到哪里，欧洲人就打到哪里，这是美欧关系最好的时期。但随着苏联的垮台，华约的解体，他们合作的基础大大削弱。美欧同盟因找不到对手而趋向涣散。欧洲人意识到，他们可以做欧洲的主人，而不必再按美国的意图行事了，因此，欧洲人首先打响了美欧同盟分裂的第一枪。近些年美欧分歧日益增多，双方关系渐行渐远。
“9·11”以后，美欧矛盾开始升级。作为盟友，双方在采取何种策略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美国的策略是，凭借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以武力迫使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体制”。为此，美国不仅必须拿下阿富汗，而且也应该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并迫使阿拉伯世界作出选择，要么站美国一边，要么遭到美国的军事打击。这种策略遭到欧洲的强烈反对。欧洲主张反恐战争应该是目标明确、有限的战争。只有拥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才能动用武力。至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能操之过急，特别是不能仅仅通过战争手段去实行。欧洲认为，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过度逼迫，无疑会挑起一场西方与伊斯兰的“文明之间的战争”。而这将是非常危险、胜负难卜的。
欧洲与美国立场不同主要源于两大因素：一是欧盟各国内部都存在着大量的阿拉伯—伊斯兰后裔；一旦爆发一场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大战的话，欧洲国家的稳定将受到威胁。二是欧盟各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大大超过美国，冲突可能引发新的石油危机，使欧盟各国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美欧在伊拉克等问题上的对立，是有非常深刻的寓意的，证明大西洋两岸对世界发展趋势的看法不同、对反恐战争采取的策略不同，当然也包含着双方战略利益的不同。
“9·11”事件后，欧洲盟友一度很同情美国，但日益扩大的美欧分歧使得这种同情逐渐淡化；随着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的确立，这种同情便彻底消失了。美国的《纽约时报》这样评论，“在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欧洲是何等迅速宣布将无条件地与美国站在一边，但是这种团结又在一夜之间消失了”。从那时起，考验大西洋两岸联盟的，不仅仅是对伊拉克战争的普遍反对和布什在全欧洲不受欢迎这两个问题，欧洲人开始担忧，美国的“单边主义”会不会在布什卸任后仍会继续存在。沙特阿拉伯有一个报纸是这样讲的，“欧美在经济文化方面有分歧的问题可以列出很长的清单，但双方最近在一些政治领域里面的矛盾日益严重，这种隐蔽的争端愈演愈烈，并已公开化，前所未有”。
（二）协调立场 重新靠拢
奥巴马上台后，为了兑现承诺，实现其“巧实力”外交战略，与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的决裂，他将会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调整和改善与欧洲盟友的关系。
一是摒弃“非友即敌”外交理念，重视与欧洲盟友协商。美正在对布什政府“划线”政策进行修正，并充分认识到强大盟友的必要性，将以更平等协商的姿态同欧洲盟友沟通合作，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味蛮干。对于一直对布什“单边主义”作风耿耿于怀的欧洲盟国来说，这一姿态无异于一颗“定心丸”。可以预期，未来美欧关系的气氛将有较大改善。
二是促请欧洲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共同解决全球问题。美表示，在应对本世纪挑战方面，“美国将做得更多，但是美国也将请求我们的伙伴做得更多”。美呼吁欧洲盟友共同致力于建立可靠、有效的国际联盟，共同推进集体安全、经济利益及价值观。具体要求欧洲盟友在解决气候变化、能源安全、金融危机、伊朗核危机、中东和平及制衡俄罗斯等问题上提供密切合作。此外，美希望欧洲能够接收从关塔那摩释放的恐怖嫌疑犯。上述情况表明，美在软硬实力遭受重创的情况下，为解决好当前“一个中心、两场战争、三个重点”等当务之急，亟需盟友给予支持。与此同时，美将极力保持对跨大西洋关系的主导，以维护其实际利益。
三是在北约未来和欧洲防务建设等问题上美的立场软化。美将着力振兴北约，使其“再现辉煌”，对法国与北约关系正常化表示欢迎，并无意反对欧洲防务建设。欧洲独立防务一直是欧美间的敏感问题。美坚持由其领导的北约应是欧洲防务的基础和主体，但法德却试图为欧盟建立一支独立于北约之外的军事力量，并强调要致力于“北约欧洲化”，使北约在确立新战略概念时加重欧洲的分量。法德领导人强调，北约与欧洲防务不应存在竞争，而应平行发展、相互协调。美表示，面对新的挑战，北约需要新的能力，美支持加强欧洲防务，增强欧盟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从根本上加强北约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北约新概念和欧洲防务建设是美欧关系出现裂痕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在此问题上立场的软化，为双方减少分歧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鸳梦重温” 谈何容易
2007 年，欧洲政坛新老更替，为美欧关系带来转机。以法国萨科齐、德国默克尔等为代表的政坛新人，一改以往若即若离的对美政策，迅速靠拢
美国，拉宽了的“大西洋”，又变窄了！到布什任期结束，欧美关系已经走出低迷，回归正常。但欧洲对奥巴马仍然怀有强烈的期待。因为奥巴马追求变革，强调协商与合作，似乎是一个欧洲期待已久、可以对话的人，这令欧洲心动不已。然而，奥巴马上台，美欧之间真能鸳梦重温吗？可能不那么容易。首先，奥巴马怀有强烈的重塑美国全球霸权的愿望，他与盟友的“相互倾听和学习”必将服从于这一“远大目标”。因此，美欧在重大战略利益问题上的争执不可避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3 月访问欧洲，分歧已然显现。她大谈欧洲要在阿富汗“分担责任”，其实就是要欧洲出人出钱到阿富汗帮美国平乱；而在欧洲关心的全球变暖问题上，奥巴马政府至今没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奥巴马已下令关闭关塔那摩监狱，“恐怖嫌疑犯”成了“烫手的山芋”，英、法、德都倍感压力，内部分歧严重。此外，在制裁伊朗问题上，法德等欧洲国家关切自身利益，恐难以完全支持美国。可见，欧美国家利益的分歧，不会因领导人的更替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其二，金融危机当前，美欧都是重灾区，双方关系改善的余地也更小了。目前，世界各国都认为有必要改革现行的金融体系，但怎么改？分歧很大，美欧之间是主要的竞争和谈判对手。因为，欧洲也是发达地区，经济水平很高，既是美国最密切的合作者，也是最大的竞争对手，新兴国家是无力与美国较量的。在美欧这一轮比拼中，德国首先发难，指出这次危机主要是美国自由资本主义造成的，提出要建立第二个“森林协议”。而法国人说得更明确，要推翻重来！说到底，欧洲是要和美国分权，而美国要极力保持它的领导地位，双方各有打算。可以预见，在今年 4 月份将要召开的 20 国伦敦金融峰会上，围绕这一问题的美欧争端将进一步加剧。
最后，应了一句俗话，形势比人强。“只要美国与欧洲团结合作，世界将更为美好”的信条已是明日黄花。美欧关系重要性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已经下降。预计到 2050 年，美欧只占全球人口 7%，到时须把更多的权力、空间和资源让给另外 93% 的世界人口。对此，美欧双方都有清醒认识。所以，在强调“振兴”跨大西洋关系联盟的同时，美欧各有“小九九”，盘算着如何拉拢新朋友。例如，希拉里首次外访之地是亚洲，而非传统的欧洲；她访问中国时，轻说人权，重谈合作，令法德等欧洲国家感觉像是“背叛”。欧洲方面念念不忘的还是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洲防务建设，展开与欧中、欧俄的实质性合作，努力扩展自己的发言权。可见，美欧接近，从心动到行动，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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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长盖特纳认为，美国已经迅速通过了经
济刺激方案，其他国家也应该这么做，全球主要经济体今年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资金应达到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２％才算合理。对于美国的倡议，德、法等国与其针锋相对。德国总理默克尔指出，欧盟在支持全球需求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对于德、法这样有着庞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并不明智。法国财长拉加德认为，美国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危机，因此需要更大力度的财政刺激，但欧盟国家的当务之急是通过重建金融体系，制定监管原则。
从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背景看，全球加强金融监管的统一协调是非常必要的，但在 G20 峰会召开之前，欧美双方的这种政策分歧反映了各自立场的差异。”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建忠认为，一方面，欧洲各国对美元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破坏性表现出强烈不满，希望通过加强监管来约束、限制，但美国又希望在拯救金融危机过程中加强美元作用，这也是美欧分歧的重点。
对于刺激经济和改革金融体系问题上的巨大争议，美欧双方在会上表现出淡化分歧突出共识的态度。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上，双方初步达成一些共识，如要求加强金融监管，增强透明度和加强市场诚信建设，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特别是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机构监管，促进会计和监管规则制定机构的合作等。但美欧的这种共同声明只是回避主要矛盾，单纯在金融监管方面寻求的一种表层共识，双方分歧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因此，自危机以来，国际上关于改革现有货币体系的呼声很高，这其中的核心就是“去美元”化。（代松阳，《中国经济时报》，2009 年 3 月 24 日）
四、美中：合作共赢是大道
2009 年是中美建交 30 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60 周年。以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正式建交划线，中美先后走过了两个 30 年。第一个 30 年，中美总体处于对抗状态，“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是双边关系的主轴。基于对抗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需要，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但台湾问题依然是两国建交的最大障碍，中国提出美国必须遵循“断交”、“撤军”和“废约”三原则。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苏联对美国攻势继续增强，美国权衡利弊，最终接受了中国的立场，中美迎来了爱恨交织、利益交融的第二个 30 年。这段时间，中美关系发展态势总体平稳，两国间高层互访、经贸和人员往来增多，战略共识不断增强。到布什卸任，中美关系已经步入“历史最好水平”。而建交之初，即使是最乐观的政治家也没有想到中美关系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一）爱恨交织 斗而不破
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我们将着重考察各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背景和政策重点。
1．亲密期：中美建交至冷战结束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并于年内撤走驻台美军，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1979 年 1 月，应美国总统吉米 · 卡特的邀请，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美，揭开了中美关系史的新篇章。邓小平同志颇有预见性地指出：“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中美建交的背后有各自的利益考量。对美国而言，与中国搞好关系的首要目的是应对苏联挑战，改变美国在全球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其二，美国看到了中国的微妙变化，希望引导中国的内部进程，塑造中国的未来。第三，美国的对华决策还着眼于经济层面的考虑，尤其是对贸易利益的追求。对中国而言，政策转变也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苏联入侵阿富汗使得中国受到沉重的安全压力。在北部，苏联在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在南部，苏联提升与越南的军事关系 ；在西南方向，苏印合作也日益紧密 ；加之阿富汗战争的爆发，中国在地缘环境上已经处于被半包围的态势中，因此也愿意与美国开展政策协调，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第二，中国需要通过与美建交达到对外开放的目的。很难想象在一个对外封闭、政治孤立的环境中，中国的改革能达到何种程度。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早应该是政治层面的开放，其标志就是中美建交。第三，中国也希望寻求与美国的经济合作，为内部的现代化提供帮助。
这一时期，双方合作的意愿是比较坚定的，但是合作的领域比较狭窄，主要集中在安全领域。20世纪 80 年代是中美安全合作的“黄金时代”，中国一度被认为是“北约的第 16 个准盟国”。需要提及的是，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牵制和防范中国的想法，不时在台湾问题上玩两面政策。1979 年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成为台湾问题干扰中美关系的法律根源。
2．磨合期：冷战结束到“9·11”事件
1989 年是中美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导致双边关系急剧下滑的直接原因固然是“六四事件”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但苏联和东欧各国在这一年发生的政治剧变，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更为深远。因为 70 年代初期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基础是苏联因素，“联华制苏”是其主要策略。苏联解体后，美国对华的战略基础发生了严重动摇，于是台湾问题、人权问题、贸易摩擦问题等等原来不大突出的双边问题，不时陷入失控状态。这一时期中美关系极不稳定，经历了诸多危机的考验——1989 年“六四事件”、1993 年“银河号事件”、1995 年李登辉访美、1999 年“炸馆事件”、2001 年“中美撞机事件”等。每次危机都引起了中国国内对美国国际地位和战略意图的大争论。在这些辩论的过程中，有的认为，苏联解体使得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六四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敌视。通过经济诱导、政治渗透和军事包围，美国意在瓦解和分裂中国。中国必须丢掉幻想，重整军备，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完整和战略安全。有的则认为，经济建设是国家发展的优先议题，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在于为国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成长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此，必须要努力维持与美国相对稳定的外交关系，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和技术。中美关系的轮廓在辩论中逐渐清晰，中国政府基本接受了稳定对美关系的政策建议。因此，经过两国领导人的努力，中美关系虽然历经波折，但始终是斗而不破、向前发展着的，中美关系的结构也趋向正常。
1993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同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西雅图举行正式会晤。这是 1989 年六四之后中美元首首次峰会。江主席提出了处理中美关系的 16 字方针，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997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 12 年来对美国进行的首次国事访问。访问达到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目的，推动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98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3 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同意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对话和合作，达成了广泛而重要的共识。两国领导人的成功互访，确立了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战略目标，这不仅是当时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指导，也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行动方向。1999 年 4 月 6 日至 14 日，朱镕基总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总理 15 年来首次访美。访问期间，朱镕基总理和克林顿总统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1999 年 11 月 15 日，中美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从而为中国“入世”扫清了最大障碍。
3．稳定期：“9·11”事件到布什卸任
“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战略重点发生重大转移，即从应对来自新兴国家的挑战转变为对恐怖主义势力的打击。这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难得契机，也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战略机遇。“9·11”以来，布什政府一改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中美高层接触和往来日趋频繁，及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大大增加了两国的战略共识。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和社会交往进一步增强，共同利益大大拓展，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稳定器。这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可用四句话来概括。
第一，中美的共同利益扩大了。这个事实非常简单，但非常重要，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性就与这个简单事实有关。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防止核生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控制地区热点问题、保持世界经济和金融稳定、保持世界石油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稳定供应、联合国改革等诸多问题上，中美两国或者有了新的共同点，或者加深了原有的合作。
第二，美国对中国的需求上升了。从存量和静态的角度看，迄今为止，美国的综合国力仍然远远超过中国，中国对美国的需求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但从增量和发展的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增长速度非常快，而中国对美国的相对需求提升不多。所以从趋势上看，中美的相互需求在走向平衡。由于美国在冷战后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自然成为当今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需要处理的问题或面临的挑战要比别的大国多得多；而中国不仅国内发展迅速，而且由于新外交的推进，其国际影响也在迅速扩大。因此，美国在越来越多的具体问题上必须赢得中国的合作才能达到其政策目标。相反，由于中国内外的发展势头良好，中国对美国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添麻烦。总之，在中美关系中，中国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主动权。
第三，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展开了有限的合作，在政治上共同制约“台独”。然而，在军事上，美国仍然在支持台湾，甚至力度有所加强，特别是指挥、情报、训练、人员培养和体制等软性合作已经达到准军事同盟的程度。2008 年 10 月 3 日，美国政府通知国会，决定向台湾出售包括导弹和攻击直升机在内的 65 亿美元的先进武器和军事装备，导致了中美军事交流一度中断。2008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赢得“大选”，两岸和解进程重新启动，这有利于中美两国关系的稳定。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历史证明，中美关系能否顺利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问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理。
第四，中美对话渠道丰富，趋于制度化。两国迄今已建立 6 大类 60 多个对话和磋商机制，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执法、科技、教育、能源、环保、航空等方方面面。双方还创造性地建立了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丰富的沟通渠道，对于消解双方的战略猜疑，培育战略互信具有重要作用，也为中美关系的平衡发展提供了机制保障。但是，应该看到，美国在继续推行其“两面下注的交往政策”，即在保持同中国交往的同时，也在加大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力度。比如加强美国在西太平洋和阿富汗等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升日美军事同盟关系、与印度展开核能合作、在全球封堵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积极推进北约东扩和部署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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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亚太地区和全球的许多问题上，美国为了自身利益需要寻求中国合作，而合作关系的首要前提是保持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交往。宣布实行“交往政策”，就是承认前段时期孤立中国、拒绝同中国打交道的做法失败，就是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中国政府的权威。其次，美国希望通过同中国的交往来影响中国的内外政策。“交往政策”并不是一种友好表示，而是表明美国政府希望它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影响向中国社会的纵深渗透，以便用它倡导的那套国际规则、竞争规范来约束中国。可以说，美国增强同中国交往的目的之一是制约中国的国内和国际行为。但“交往政策”毕竟比“遏制政策”具有更多的积极意义。（王缉思，《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
战略和世界地位》，世界知识出版社）
（二）定位清晰 合作共赢
30 年弹指一挥间，中美建交之初，两国面临的障碍层层叠叠，需要跨越的鸿沟就像太平洋那样宽。如今，天堑变通途，中美关系迎来而立之年。这个“立”包含四句话：战略定位确立，对话机制建立，大局基本稳定，局部摩擦不断。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1．利益攸关，携手合作过去的 30 年，中美之间由于相互战略定位不清，导致双边关系坎坷不平、龃龉不断，因此，双边关系的明确定位非常重要。对此，美国出现了“利益攸关方”的提法。这是 2005 年 9 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提出的，他认为过去 7 届美国总统一直寻求的政策目标是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因此他提出了一个新要求，即要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承担大国责任，并与美国一起行动。所谓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包含以下几层意思：第一，美国承认了中国崛起的事实。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多次变化，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不一而足，其核心就是通过各种政策手段阻挠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增强，美国逐渐承认中国崛起这一基本事实，并相信用对付苏联的方式来遏制中国难以奏效。因此，美国对华战略的重点不再是如何阻止中国的崛起，而应该调整为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挑战。第二，通过将中国定义为“利益攸关方”，要求中国承担起大国责任。美国认为中国长期以来奉行“搭便车”的战略，在现存国际体系里实现了实力增长，但是中国并没有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其目的在于通过“责任”来限制和约束中国的内外政策行为。具体来说，中国应该加强对外政策的透明度，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在国际重大事务上加强与美国的政策协调，协助美国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等。第三，虽然中国崛起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美国仍然有能力塑造未来中国的性质和行为模式，将中美关系推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
佐立克对中美关系“利益攸关方”的定位，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讨论，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对于美方的这一提法，中国肯定了其中的积极方面，但也对之抱有清醒的认识。2006 年 4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胡锦涛提出中美不仅是利益攸关方，而且是建设性合作者。中国欢迎美国承认中国崛起的事实，也愿意承担起与中国国家实力相应的国际责任，但在涉及我国的根本利益方面，中国不会任由美国来塑造。中方“建设性合作者”的战略定位，无疑比美方的提法更加强调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一面。其中，“建设性”是对美国过去动辄以制裁来威胁中国的“破坏性”做法的否定，强调的是以逐步推进的方式构筑合作基础，扩大共识。中方既没有掩盖两国存在的矛盾，又确定了两国长期合作的意向。这一定位也逐渐得到美国的认可，为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行动方向。中美双方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变迁，是中美战略定位的内驱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增长迅速，而且中国力量的增长，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成功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加强了政治稳定性，开放和多样化的社会是中国真正的优势所在。另外，中国人开始区别现代化与西方文化，对自己的传统有新认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加强。
反观美国，“9·11”以后美国的硬实力继续保持增长，但是由于对外政策的战略性失误使得美国的软实力急剧下降，国际形象受到损害。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困局，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复苏乏力。中国力量的增强和美国弱点的凸显，使得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走向相对均衡；中国影响的拓展与美国的战略困境也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不得不承认当今各种世界问题的解决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而国际秩序的维持也需要得到中国的认可。可见，实力决定地位，要巩固和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者”的战略构想，还需要我们继续抓好“发展”两个字。
2．危中见机，稳中求升
2009 年白宫易主，美国历史上的首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又会把中美关系带向何方？值得关注。目前看来，打着“变革”口号上台的奥巴马，确实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气象，中美关系走出了自卡特以来形成的“先抑后扬”的政治周期。根据以往的经验，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中美关系都会成为总统候选人攻击对方的重要话题；大选后，为了获得民意支持和显示与以往政策的不同，新任总统都会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强硬姿态，从而导致中美关系的倒退。2008 年的大选，中美关系则相对被边缘化。虽然奥巴马在竞选中不时对中国发出一些批评，但在 2008 年 9 月 22 日发表在《中国商业周刊》上的《关于对华政策》一文中，奥巴马承认中国的重要性、认识到中国的复杂性、确定其政策目标是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展现了积极的对华政策姿态。奥巴马在当选后同胡锦涛主席通话时，认为对中美两国而言，没有比两国关系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政府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发展更加积极、更富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
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是可以预期的。原因首先在于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相当成熟，各种沟通和交流机制将继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据美国政府透露，奥巴马有可能将“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合而为一，提升中美战略对话的级别，这是个积极信号。2009年 2 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大谈合作共克时艰，并有意淡化人权争论，令中美关系在最短时间内顺利开局。其次，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相比以前大大缩小，力量的平衡也有利于关系的稳定。2000 年，中国 GDP 不到 1 万亿美元，美国是 10 万亿美元。2008 年中国 GDP 是 4.4 万亿美元，美国是 14.33万亿美元。在不到 8 年的时间里，中美的差距就从10 倍缩小到不到 4 倍。这说明美国在中美关系上随心所欲的能力下降了，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在增强。第三，美国现在面临的内外难题很多：在国内，如何刺激经济、恢复或减小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损害，是奥巴马政府的优先议程；在国外，如何恢复美国的软实力、重塑美国的道德形象，成为美国外交的当务之急。而在处理这一系列问题的时候，美国都需要中国的合作。所以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面，中国在“问题清单”上面排得是最靠后面的，这与中国的外交姿态有关系。中国一直非常低调、谦逊地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反过来，在美国的“求助清单”上，中国却排得很靠前。这样一个情况、现象、格局对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很好的。第四，台湾问题趋向缓和，可控性增加。从奥巴马对台湾问题的表态看，他对两岸关系的政策，总体上还是走中间道路，是过去 7 届美国政府一直持续的主流政策，这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整体稳定。
然而，基于美国民主党的一贯政策主张，来自该党的奥巴马必定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些新的议题和相应的争论。至少在 3 个问题上，奥巴马与小布什的对华政策是有区别的：一是贸易问题。经济危机的爆发有可能加剧美国国内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在今年 2 月中旬通过的美国经济刺激方案中，包含了“购买美国货”的条款，这无疑会加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纠纷会进一步增多，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提前准备、密切观察、积极应对。二是人权问题。中美双方在西藏、民主等问题上的分歧短期内不可能弥合，而且还可能因不确定因素的增加而不断发酵。中美需要不断对话，相互理解，避免因局部问题而导致整个中美关系的倒退。三是气候变化问题。美国未来可能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以期中国在节能减排上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中国也有自己的责任标准和政策立场，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将考验中国的外交智慧。除了围绕上述议题的争吵，美国的对华政策还可能因为其内部协调问题而出现波动。
总之，不管美国是谁当总统，稳定是大局，合作是大道。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相关阅读中美关系的五宗“最”
第一“最现实任务”：实现中美关系平稳过渡，使中美关系走出曾经有过的随美国政府更迭而波动的怪圈，开好头，起好步。
第二“最紧迫议程”：加强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或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第三“最核心环节”：务必要处理好两国关系中涉及对方核心利益的问题，台湾、涉藏等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第四“最根本途径”：加强战略对话沟通，扩大战略共识，增进战略互信，促进战略合作，不断挖掘中美合作新的增长点。
第五“最重要基础”：加强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打牢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
（选自戴秉国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纪念中美建交 30 周年演讲）
延伸阅读：
《2009 年的世界》，《时事报告》2009 年第 3 期
《展望 2009 年国际政经走势》，《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 年 1 月 5 日第 8 版
《大国间外交关系面临新调整》，《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 年 12 月 8 日第 8 版
《大变化孕育新格局》，《人民日报》，2008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