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奥登在成名之初表达了对“介入的艺术”的希望，认为诗歌能够引导人们的行为选择，让历史站在善而不是恶的一边。后期奥登在自我反思中全面清算了早年的政治化写作，认为诗不是“介入的艺术”，而是“道德上的指引”，承担的是教诲的伦理功能。诗歌的教诲不仅在“道德层面”上见证真相，还在“技术层面”上通过审美过程力图超越现实生活，在结构和形式上构成一个艺术伦理寓言。每一首成功的诗歌都是一个“语言的社群”，其伦理走向是一个潜在的共同体，一个无限接近乌托邦的体系。（《国外文学》）